西南是世界茶叶故乡的深深庭院

郁郁葱葱的贵州茶山。(图片由省农科院提供)

经过中外学者长期的研究证明，茶树的原产地在中国西南，但是中国西南的茶树中心又在哪里？是“同源”还是“多源”？这一问题，因为不同学者考察侧重的对象和取材不一，研究所运用的方法有所不同，得出的结论自然也各有不同。吴觉农、庄晚芳、刘其志是我国著名的茶学家、茶学教育家和茶树栽培学科的奠基人，他们的茶学理论代表着中国茶学的最高水平和权威。40年来科学的发展和新材料的发现使我们可以将这一论断大胆地向前推进，将茶树原产地中心确定在更为精确的区域，即由云贵高原广大范围更集中于贵州省域。当然，我们的推论是建立在继承前辈学者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是“接着讲”，我们所要增加的方法是深化历史解读，扩展观察视野和提出新材料三个方面。

深化历史解读

吴觉农先生在论证中国是茶树的原产地的时候，对中国古代茶史文献的运用和解读是非常详尽和透彻的，中国是世界茶树的原产地因此具有无可辩驳的历史依据。吴先生将西南地区茶树原产地中心确定在云贵高原及其边缘地区，又将四川视为云贵高原这一大区域中心的中心。但是，吴先生在这里运用史料的时候也出现了一个问题，他将一些本属于西南地区共有的文献史料独自运用于四川而并没有做古史的分辨和说明，从而对滇黔两省的茶史真相有所遮蔽，也影响对贵州在西南茶树原产地中心地位的判断。

为什么会产生黔茶被川茶遮蔽的情况呢？主要原因是贵州建制较晚，开发落后，经济文化不及周边省份发达，历史叙事的话语权偏重向于四川。以汉代故事为论，此时的四川已是经济文化发达的文明奥区，古黔地却比较落后。夜郎王因为一句“汉孰与我大？”即招致了“夜郎自大”的千年笑谈。毋敛人尹珍，自以生于荒裔，不知礼义，乃从大儒许慎、应奉受学而成为贵州文教的先师。这些都说明贵州文化的落后和贵州先贤努力追赶的精神。但是，这种文化的落后却并不能说明贵州茶史的落后，只能说明贵州茶史叙事的话语权不强。据《贵州古代史》一书记载有：“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派遣中郎将唐蒙通夷，发现在夜郎市场上，除了僰僮、笮马、髦牛之外，还有枸酱、荼(茶)、蜜、雄黄、丹砂等商品。”这说明，在夜郎时期，古黔地不仅已有明确的茶叶产地，且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茶市。

贵州建省始于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建省之前分属于四川、云南、湖广三省，其茶史的真相往往容易被周边政权或省份所遮蔽，从而影响我们对于贵州作为茶树起源中心的判断。因此，在研究贵州茶史与茶文化的时候，我们必须注意文献的“解蔽”工作，深化对历史的解读，从而弄清贵州茶树的起源地和传播方向，将贵州不同的茶树品种资源加以系统化和科学利用。

扩展观察视野

中国西南茶树原产地的中心在云贵高原及其边缘地区，这在中国茶学界已经成为共识。但这是一个范围广及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大致区位，更精确、更核心的茶树原产地又在哪里？是云南？是四川？还是贵州？要作出这一判断，我们可以根据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中心论，反道而行，来考察西南茶树原产地的边界在哪里，再回溯它的中心。

整个西南原生茶树的边界所抵范围：东：湘西和鄂西，东南：桂西北，南：滇南，西：滇西川西，北：川北。鸟瞰这一分布范围图，贵州恰好在这一区域的中心。而考察贵州野生茶树的分布，在黔渝、黔滇、黔桂的交界地方尤多，与贵州中心非常一致。另一方面，吴觉农先生分别从茶树的种外亲缘和茶树的种内变异论证了中国西南地区是茶树的原产地。在西南内部，云南只有大叶种，而四川、贵州则小叶种和大叶种茶树同时分别存在，也说明贵州、四川比之云南的原生茶树资源更为丰富。

事实上，如果我们扩展观察的视野，将贵州纳入整个西南茶树的原产地这一广阔的视野作全景考察，就会发现，贵州作为中国西南地区的茶树原产地中心，就有更多的比较优势。贵州地处云贵高原，介于东经103°36′～109°35′、北纬24°37′～29°13′之间，处于地球最适宜植物生长的地带。贵州有复杂多样的地形，温暖湿润的气候，纵横交错的水系，具有生产茶叶的优越的地理生态环境。贵州地处中国西南内陆地区腹地，处在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上游交错地带，是长江、珠江上游地区的重要生态屏障，具有天然的区位优势，有利于茶树资源向外传播。

提出新材料

在近代之前，传统史家常常只是运用文献记载作为唯一的研究历史的证据材料。二十世纪初，王国维先生提出了“二重证据法”并在汉简和甲骨文的综合整理考释和证史领域取得一系列成果。“二重证据法”就是将“地下发现之新材料”与“纸上之材料”二者互相释证，以达到考证古史的目的。之后，20世纪80年代，中国史学界在“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又发展出“三重证据法”，即文献、考古发现和民族学材料皆可作为史料证据。

三重证据法也非常适用于中国茶史和茶文化的研究。论证贵州是西南茶树原产地的中心，不惟需要理论的证实和学理的建构，更需要提出和展现考古发现和民族学材料这类“硬核”证据的证明。在这一点上，贵州恰恰具有云南和四川等省所不具备或不完备的条件和优势。这些证据材料就是有“活化石”之称的民族语言、古茶树、独特的饮茶习俗和考古发现的茶籽化石。

民族语言。自从茶叶与国人结缘，就有了许多的正名和别号。杨雄《方言》记载：“蜀西南人，谓茶曰蔎”；《三国志·吴书·韦曜传》：“曜饮酒不过二升，皓初礼异，密赐荼荈以代酒”；史载南朝琅琊王肃喜茗，一饮一斗，人号为漏卮；陆羽《茶经·一之源》算是对这些茶的别名有个小结：“其名一曰茶，二曰槚，三曰蔎，四曰茗，五曰荈。”中外学者通过深入研究认为，荼、诧、苦荼、槚、蔎、茗、荈、皋芦等这些代表古代茶的汉字，与贵州山地少数民族的方言有关。这不仅说明了贵州茶的本土化及悠久的历史，同时对于中国的茶史和茶文化也是一个巨大的贡献。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共居的省份，民族文化和民族语言丰富多彩。在丰富多彩的贵州民族语言中也保存了许多关于茶的古音和别名。这些古音和别名是证明贵州茶史和茶文化历史悠久的重要证据，也是贵州作为茶树原产地中心的重要佐证，所以受到茶学和茶史研究专家的高度重视。庄晚芳先生为了考证茶树的原产地，在他的《茶树原产于我国何地》这篇重要的茶学论文中，就对贵州称茶的民族方言写下了浓重的一笔，在贵州称茶方言：侗族称“蔎”、“腊”(syj)，布依族称“荈”，苗族称“槚”(jia)或“将”，彝族称“巴饦”，还有称为“煲熬沏”，其他如“荈”，“选”和“游”，均与茶的古音有关。

实际上，贵州与茶相关联的民族语言远比庄先生文中列举的要丰富生动得多。今天黔南州的布依族方言中，普遍称茶为“荈”、“改”，也有的称茶为“槚”。长顺、惠水一带的布依族称茶为“者”，与两县接壤的安顺、紫云、镇宁一带的布依族称茶也叫“者”。黔西南州贞丰及周边县的布依族则称茶为“莎”。都匀市摆忙乡甲林寨的布依族称茶为“诘”。黔南的苗族方言中，茶有“吉”、“及”等称谓，贵定、龙里、惠水三县交界处云雾山海葩苗称茶为“几”，瓮安、湄潭一带的苗族称茶为“刷”，都匀、三都一带苗族称茶为“无及”。黔东南凯里、台江苗族称茶为“吉”。安顺苗族称茶为“及”，字虽不同，发音与“吉”相同。黔西南州贞丰的苗族称茶为“将”。贵州西部织金的苗族或许受彝族语的影响，称茶为“阿沱”。罗甸边阳镇和罗沙乡周边村寨的布依族、苗族称茶为“蔎”。黔南的水族方言中，三都自治县东区水族称茶为“節”，西南区水族称茶为“雜(杂)”，北区水族称茶为“银雞切”，独山县水岩乡的水族称茶为“节”。茶在黔南、黔东南的侗族中被称为“谢”。都匀的瑶族分支绕家则把茶称为“檽记”。盘县彝族称茶为“爬拖”。将这些贵州少数民族的茶方言与专家研究结果对比，可以发现相同的“荈”、“蔎”、“槚”等称谓和贵州少数民族特有的“吉”、“几”、“及”、“诘”、“节”、“雞”等称谓之间是极具相似性与关联性的。

古茶树。古茶树与茶树原产地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在一个自称为茶树原产地的地方竟然找不出一棵古茶树来，那是不可想象的。对茶树原产地的研究，既要针对茶树本身的演化和变异，同时还要注意古地理、古气候、古历史的研究。

贵州古茶树的文献记载，最早见于唐代茶圣陆羽的《茶经》。《茶经·一之源》记载，在“巴山峡川”(即今重庆东部、贵州北部)已有“两人合抱者”野生大茶树。贵州最早发现古茶树，是1939年我国早期的茶叶专家李联标、叶知水在贵州婺川县老鹰岩发现了一株大茶树。这也是我国西南茶树原产地最先发现的大茶树，从此开启了中国古茶树研究的大门。时至今日，贵州境内发现体量巨大的古茶树已非往昔同日而语了。

贵州是我国野生古茶树保存最多的省份之一，全省88个县级行政区域中有52个县都有古茶树。全省已发现有500余万株(丛)古茶树，据不完全统计，贵州具有一定规模(1000亩以上)的连片古茶园达18处，200年以上的古茶树15万株以上，其中千年以上的古茶树上千余株，普安林场茶树王经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专家虞富年测定树龄在3000年以上，是目前全国发现的古茶树中树龄最长的古茶树。

贵州古茶树主要分布于黔滇、黔渝以及黔桂的交界地方，东至黎平老山界原始森林区，西至威宁自治县云贵乡，南至兴义七舍革上村，北至道真自治县棕坪乡。著名的古茶树分布区有贵阳市花溪区、贵安新区、习水县、道真自治县、沿河自治县、石阡县、普定县、兴义市、普安县、晴隆县、水城县、纳雍县、金沙县、大方县、惠水县、长顺县、贵定县、平塘县、七星关区、六枝特区等。贵州古茶树数量之多，体量之大、分布之广，树龄之长，在国内是极为罕见的。

野生茶树、古茶树不仅是茶树原产地、茶树规范化和规模化种植起源地的“活化石”，也是未来茶业发展的重要资源库。贵州古茶树至今仍然具有较强的生产与生态功能，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和独特的生态系统，也是弥足珍贵的茶文化资源，应该倍加珍惜和爱护。

独特的饮茶习俗。考察饮茶的习俗，也是中国茶学界论证茶树原产地一种重要的方法。庄晚芳先生甚至将云贵高原少数民族古老的“烤茶”，视为茶的初始用法的一种“活化石”。在贵州，这种“活化石”般的烤茶法的确是丰富多彩的。黔南的布依族用纸烤茶，水族将茶放入小土罐中直接烤，而安顺、平坝一带的屯堡人既用土砂罐烤茶，还用土陶碗烤茶。毕节地区的彝族则先将鹅蛋大小的砂罐烤烫，再放入一小撮茶慢慢烤。此外，贵州苗族的油茶汤、布依族的甜酒茶、侗家的油茶、土家的擂茶、彝族的罐罐茶、仡佬族的“三幺台”茶席、瑶族、藏族的咸油茶，都是名闻遐迩的茶饮。这些古老而独特的民族制茶饮茶习俗，是贵州的各族人民一代代传承下来的生活智慧，反映了多彩贵州的民族风情，沉积了悠久的民族历史和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是贵州茶史的“活化石”。

茶籽化石。考古发现在历史研究中的意义是巨大的，甚至可以改写历史。历史研究的三重证据法，其重点实际是着落在第三重，即考古发现和民族学材料。

考古发现对于研究茶树原产地的巨大意义是毋庸置疑的。中国的茶学界在研究茶树原产地问题时，几乎都要强调茶化石的关键性作用。茶化石的发现，对于奠定茶树原产地的地位所具有的决定意义。

1980年7月，在贵州省晴隆县尹家箐发现茶籽化石三枚，经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鉴定，确定为第三纪至第四纪四球茶茶籽化石，距今至少已有100万年。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唯一最早的茶籽化石。这一发现不仅再次有力地证明了中国西南地区是世界茶树的原产地，还以最有力的证据证明了贵州是中国茶树原产地的核心，从而奠定了贵州在世界茶叶起源地的地位。这颗茶籽化石的科学性和权威性也是不容置疑的。

首先，贵州的地质生态环境是具备茶树化石存在的可能性的。根据吴觉农先生研究，在远古的地理时代，中国西南是非常适宜于茶树类植物生长的，之后经历漫长的地球板块运动和地质变迁，在中国西南的地质构层中留下茶籽化石是完全可能的。刘其志先生则进一步通过对茶树品种资源的调查、搜集、整理工作，根据茶树在植物分类上的演化地位，结合古地理气候环境，推断茶树有可能起源于第三纪，原产地的中心在云贵高原。这些研究，为晴隆茶籽化石的发现提供了理论预设，而晴隆茶籽化石的发现也最终证明了这一理论推断和预设是极为正确的。

其次，茶籽化石的确认是经过业界专家严格的考察、检测和鉴定的，其专业权威是值得信赖的。1980年7月13日，贵州省野生茶树资源调研组成员卢其明在晴隆县碧痕镇云头大山野生茶地，发现疑似“茶籽化石”后，先经贵州省茶叶研究所刘其志、林蒙嘉两位专家会同省农科院、省地质局、中科院贵阳地化所等单位专家，联合对它进行了初步鉴定，一致认为它是距今百万年前的第三纪形成的四球茶籽化石。在作此鉴定前，他们专门亲临现场，对黔西南州野生茶类植物生长的气候、土壤等自然环境，作过全面综合的考察。为了进一步确定鉴定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他们还专程找到广州中山大学的茶类植物学家张宏达教授，张教授的看法与他们基本一致。1987年，他们又将茶籽化石送到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找到了我国地质古生物学方面的权威专家郭双兴教授作更权威的鉴定。郭双兴教授接到任务后，便赶到贵州，会同贵州方面的专家，再度深入晴普两县深山，对当地的地质地理环境作了进一步的考察，取回了各方面的样本，进行了周密的分析、讨论和测定，定性结论与贵州方面和中山大学的略同，最终确认为第三纪末第四纪初距今200—500万年的古生物四球茶茶籽化石，形成的地质年代是在2400万年前。可以说，对茶籽化石鉴定的整个过程，专家学者的态度都是严肃、审慎、认真的，使用的方法是科学、理性、实事求是的，故得出的结论是可靠的、权威的、值得信赖和能够作为坚实证明的。

茶起源于何时于何地？孰是比较原始的茶种？孰是茶树的故乡？是云南？是四川？还是贵州？虽然迄今在茶学界仍有分歧，但是这种分歧随着科学的发现和新材料、新成果的不断出现，贵州作为茶树原产地的中心地位得到越来越多人们的认同。2019年6月27日，中国古茶树群高峰论坛在贵阳举行。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致信称贺：中国是茶的故乡，贵州是中国茶树的起源中心。这是国家研究茶叶的最高权威机构对于贵州茶树发源中心地位的承认和肯定。（来源：贵州日报；作者：谢孝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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