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紫砂陶生产的组织者主要是专业的窑户，前店后坊自产自销。雇客师在家制作，或兼收乡坯；有店在城市，厂在陶乡；也有自己不做专靠收坯烧窑经营的；也有紫砂制作高手亲自开店烧窑，其中有很多是地主从事陶业的。蜀山及附近农村潜洛、上袁、中袁，就有大量农忙种田，农闲做坯的从业者。
明代后期，宜兴陶业的商品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其窑场的产品已是“鬻于四方利最溥，不胫而走天下半”，各地商贾云集，“商贾贸易廛市，山村宛然都会”。清代宜兴陶业较明代又有发展，这与当时商品经济的长足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鸦片战争以后，市场扩大，窑户积累的资金越发雄厚，势必要扩大生产规模，大窑户每年能独资烧出30—40窑的缸坛陶器，同时还占有相当数量的土地，用地租收入来补充陶业的资金。窑场雇佣工人少则四五十人，多则上百人，手工业工场也就应运而生。陶业内部的分工就越来越细，由“账房先生”管理内务经济，“大长头”（窑户所信任的熟练工人）负责工场的工作安排。
清初，陶业分工大致为三大类，即：粗货（大缸及配套产品）细货（色釉小件）及紫砂（壶盆类）。而到了清代后期的光绪年已分作六大类产品：粗货（缸类产品）、溪货（坛、瓮）、黑货（盆钵产品）、砂货（罐类、油壶、大茶瓶、油灯台、鸭舌盆泥料配方和釉色不同于黑货者）、黄货（白泥砂锅罐类产品）和砂，后来又加了个洋装货，指泊来的洋瓦、地砖等非传统产品。上述产品基本按其生产地段区域来加以划分，紫砂集中在蜀山、上袁和潜洛。
由产品分类和工种划分而出现的各种行业，各自都有行会，有行规制约，不能随便逾越。产品的销售方面，出现了中间剥削的“牙行”，不外乎包销、代销和空手道的“掮客”等类别。
民国四年（1915），缸业公所、黑货业公所、黄货同业公所、砂货同业公所、紫砂同业公所、溪业同业公所相继成立，各自生产营销专业陶器产品，规定不入行会，不得烧窑，要烧窑就必须入行，并须交纳较高的入行费。行会内部实行统一的议价并强制执行，产品等级的划分亦唯统一的行会成员才有资格去执行。紫砂陶与其他陶器的销售情况相比，有较大的自由度。窑户可以与顾客直接交易，而无需通过“牙行”，但价格以“银两”统一划定。所谓“银两”，即什么壶价目为几斤几两，这样定价，可以随着物价的波动单一调整斤两数。产品除直接销售给来宜兴的苏北帮、安庆帮、山东帮和通过无锡江尖嘴的陶器行中转销售外，窑户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又向商业化经营方式发展，在本地和上海及苏浙皖各大码头，甚至到国外去开行设店。宜兴本地有鼎山边庄的“华信孚”，潘家潭的“秦垂裕”，蜀山的“永兴裕”，白宕的“葛德和”、“鲍信盛”等。外埠有杭州的“华信昌”、“正大新”，上海的“鲍鼎泰”、“鲍理泰”、“鲍生泰“葛德和”，常州的“永大昌”、“永泰”，苏州、南通、镇江三地的“鲍信盛”、“瑞泰”，无锡的“信泰”、“永泰昌”，以及立信陶厂等。清末宣统二年（1910），在南京举办了我国“南洋第一次劝业会”，其宗旨是为奖励农工，振兴实业。宜兴阳羡陶业公司的紫砂陶器获奖。
1912年前后，宜兴芳桥开明人士周文伯（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的父亲）提倡实业，创办“利用陶业公司”，聘任宜兴川埠上袁村的前清秀才邵咏常为经理，并在上海、天津等地开设分店，扩大经营业务。1915年该公司的一批紫砂产品，包括程寿珍作的“掇球壶”，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的巴拿马国际赛会上获头等奖。参加该赛会的紫砂壶有署“潜陶”的铭文。
1917年，江苏省议员潘宝坤（蜀山西街人）向江苏省政府提议在蜀山办一个陶业工厂，很快得到批准。省政府拨款十万八千元，成立了“江苏省陶业工厂”。工厂设在蜀山北麓，后称北厂。这是第一家国营陶业工厂，由潘宝西任厂长，徐锦森、汪裕文、邵惠如等分任庶务、窑务、场务等职，名艺人程寿珍、俞国良、范福奎等为技师，以制细货茶壶为主，并对紫砂泥质、泥色以及造型等进行研究和改进；招聘崔克顺写画刻字，还有制作普通茶壶、花盆以及套坯、装烧的师傅。
（本文节选自《紫砂入门十讲》，作者：徐秀棠，山谷，文字由福建白茶网录入，图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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