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文革”初期紫砂茶壶和盖杯的陶刻装饰有所变化，所文，改变过去常用的唐诗宋词等古典名句，一度袭用毛主席诗词、语录或歌曲中的句子，如“大海航行靠舵手”之类，因为涉及政治口号，茶壶和盖杯上的陶刻都刻得非常认真。前些年，有些中间商人为地炒作“文革壶”，据说其泥色特点是没有烧到温度的普通紫泥（这一时期使用的泥确是几年中较差的），做工极其粗糙。我们就曾见到这种被称作“文革壶”的茶壶，其口颈处还存有用刀疤迹，盖内钤“道洪”木质楷书印章。这明显是后人的作伪。就我们所知，何道洪从学徒开始，就未出过粗制滥造的茶壶。
第四，就紫砂壶的品种而言，“文革”期间的1966年下半年到1972年，工厂生产的茶壶品种大体有：竹段、竹鼓、竹鼎、高梅花、矮梅花、上合梅、莲子、菊珠、鱼化龙、寿星、洋桶、龙蛋、盘底等。茶壶底印则统一为“中国宜兴”四字，茶壶文革期间茶壶底印盖内多有木质楷书印章，有名而无姓，如“金风”、“赛华”、“顺英”、“玉芳”等等。
20世纪60年代，宜兴紫砂工艺厂开拓海外业务，生产的特种工艺壶，底部均有“中国宜兴”四字方印，而无作者名款。这是出口茶壶的标识。出口茶壶中有少量名艺人或日后评有职称的艺人的大作，这些产品除底部钤有“中国宜兴”印外，在壶底内或錾梢尚有作者款识，多为印款，如许成权制“金字塔壶”，壶底有“中国宜兴”印记外，尚有“许成权制”方印一枚，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文革”期间。
洋桶壶
“文革”期间，因为“破四旧，立四新”的革命要求，一些茶壶名称有所变更，如鱼化龙壶改叫鱼龙壶，农村用的寿星壶改叫圆形壶，洋桶壶改叫直形壶，龙蛋壶改叫蛋形壶等。举例来说，寿星壶，因有1—4号规格，分称顶海寿星、海寿星、放寿星、小寿星，壶盖上有长方形楷书木章“寿星壶”字样。“文革”改名后，则分称1号圆形壶、2号圆形壶、3号圆形壶、4号圆形壶，壶盖上楷书印章为“圆形壶”。洋桶壶的情况一如寿星壶，壶盖上易名为楷书长方形木章“直形壶”。如此等等。有些人搞不清这些行内细节，甚至把直形壶与直贡壶混淆起来，把丝网印花当作白泥泥绘来对待，都是想当然的外行话。顺便说一下，丝网印花是装饰技术革新的事，是用白泥（加釉配方）印花纸贴印在紫砂泥坯上烧成的。
第五，“文革”期间的70年代，紫砂工艺厂为洋桶壶出口日本生产过一批出水孔为网球状的各式茶壶，有人据此定为“文革网球壶”，等等，甚至把“网球孔”作为“文革壶”的一个重要标识。
综上说述，“文革壶”是一个炒作概念，不具有经济价值的特殊意义，也不具有特别的收藏意义。“文革”期间生产的茶壶是从前和日后也生产的普通的商品壶，壶形不特别，制作不特别，只是装饰上革命口号和革命诗词多一些罢了。目前市场上的所谓“文革壶”，大都制作粗俗、草率，搬用头像，以此来强化它的“革命”意义，其结果与时代的实际情况大相径庭。认真一点说，炒作者实际是紫砂的门外汉，是故意混淆概念，从中牟取利益。
有人以“文革”期间生产的茶壶作为收藏的专题，未尝不可，各有所爱；但作为投资和炒作，就没有什么特别的价值和意义。紫砂茶壶的价值在于它的工艺水平和文化含量，关键是质量，而不在于附庸其间的政治涵义和所谓的“革命”意义。艺术不能政治化，对紫砂艺术来说，亦是如此。
社会上一度也流传壶盖上有五角星的壶，有文章讲是新四军抗日期间的作品，具有时代特征。这完全是杜撰出来的。这种壶是新中国成立不久、紫砂合作社成立前紫砂艺人陈宝生的作品，名为“爱国壶”，也称“俄国壶”，炒作者故弄玄虚，望形生义，就不免闹笑话，也误导紫砂爱好者。所幸的是，“文革壶”炒作只热了一阵，现在好像没有温度了。
“文革”期间，因不重视艺术，不尊重工艺技术人员，许多后来成为大师、高工的青年，在生产岗位上生产着一般的普通产品，如果你有机会买到这些名家当年生产的作品，这倒是个机遇。
本文节选自《紫砂入门十讲》，作者：徐秀棠，山谷，文字由福建白茶网录入，图源于网络。
本文来自投稿，不代表英格兰vs美国实时比分 立场，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www.eagle1author.com/xueyuan/chaju/58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