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英灿：做茶地基要打很久

　　祖籍厦门，出生在印尼三宝垄，现居香港。其外曾祖父张宝镜曾创立印尼的“义和茶行”，其祖父陈吉六和祖母张水贯（张宝镜长女）创办台湾“义和茶厂”，并创“金三九”品牌。“义和”在鼎盛时期，曾在印尼有数间茶厂和商号，在泰国和中国台湾、大连、厦门等开设分号。张宝镜因此成为“印尼茶王”。1949年，“义和”重组，成立“义和成茶行有限公司”，总部设于印尼三宝垄，由张宝镜的长外孙陈亚纯（陈英灿之父）担任总经理。“金三九”品牌如今在印尼仍存，为印尼四大茶厂之一，并已传至第五代。

　　1982年，陈英灿在香港成立“义和成茶行”。2007年5月，陈英灿在厦门成立“义和成茶行”。

　　英灿聊起外曾祖父张宝镜一手缔造的茶叶传奇颇为自豪

　　在大雨倾盆的初夏午后见到陈英灿，他刚自香港到厦门。

　　65岁的他，看起来非常年轻有活力，也十分诚恳。用时下流行的话来形容，陈英灿是一个特别有正能量的人。

　　说起自己和茶的故事，陈英灿最有体会的是：“做茶，地基要打很久。有的人做到5年、10年就转行了，很可惜。”

　　关于“印尼茶王”的家族传奇

　　最早，陈英灿接受采访只是想说说他家族的故事。

　　这是非常值得他骄傲的历史，他也希望可以讲述给更多的人听。

　　他拿出泛黄的老照片，照片上有他的外曾祖父、“印尼茶王”张宝镜年轻时绅士装扮的照片，也有年迈后和妻子的合影。在一张四代同堂几十个人的家族合影中，陈英灿指指最前排的一个小男孩，说这就是他。那时的他，还是照片中年纪最小的一个家族成员。

　　还有一张有些颓败的老洋房的照片，这是张宝镜发家后，在1915年回到他的出生地——厦门禾山乡五通村霞边社修建的，张宝镜曾经先后在这幢华丽的番仔楼里住了三年。如今，照片上的老楼已经在城市的改造中被拆除，仅有的痕迹就是旧照几张。

　　1874年，张宝镜出生在海边渔村，他的故事在那个年代里，是被各种机缘成就的华侨巨富的传奇之一。19岁那年，张宝镜因家贫过南洋——这样的开始，在当时的闽南并不鲜见。他随三兄到印尼梭罗市，在二兄店里帮忙，勤劳善经营，渐渐当上掌店的经理，展露出生意天分。六年后，因与耽于玩乐的二兄意见不合，遂请辞预备回乡。在印尼的三宝垄候船时，遇到苏姓客户，劝他自立门户，并愿意与其他行号一起协助这个勤勉的年轻人创业。

　　1901年10月，张宝镜的“义和”商号在梭罗正式开业。

　　陈英灿说他的外曾祖父是个很有生意眼光和谋略的人。1913年，张宝镜在旅行中路过新加坡，见到煮冰糖——即买下砂糖然后加水来煮，冷却结成冰糖后出售——的盈利很好，回到印尼就开始经营，果然获利颇丰。隔年欧洲爆发战争，轮船难以经行印尼的爪哇，冰糖没有销路，行情大跌，从事冰糖业务的很多商家破产。但没有买期货的张宝镜不仅没有损失，还趁着市场低价大量买进，战争后糖价大涨，张宝镜大有盈利。

　　1920年6月，“义和”商号位于印尼垄川的分号“义和栈”开业。同年，张宝镜在梭罗最好的商业中心大巴刹街买下一座大厦。此时，台湾的“义和茶厂”也开业了，陈英灿的祖父作为张宝镜长女张水贯的丈夫，被委以重任，派往台北发展家族产业，经营加工茉莉花茶，创立“金三九”品牌，产品全部输往印尼。陈英灿说，“在那个时候，这才是真正的财路，因为，加工茉莉花茶输往印尼，我们是先驱。”

　　这样盈利丰厚的产业，也有其他的财团跟进。同样来自厦门的当时的印尼首富黄仲涵，被誉为印尼的“米王”和“糖王”，曾想涉足茶业经营。但因为张氏在台北有茶厂的优势，黄家虽然拥有船队——当年张宝镜每次去台北都要乘黄家的船，但黄家在茶业的竞争上，并没有能赢得张氏，后逐渐放弃茶业。而张氏也同时放弃糖业，专注经营茶业。从此，张宝镜被称为“印尼茶王”。

　　1931年，泰国曼谷的“义和发茶行”开业，专销台湾“义和茶厂”所出品的“金三九”茶叶。

　　1933年，“义和茶行”在印尼日惹设立分号，由张宝镜的长女张水贯掌管。1934年，台北的“义和茶厂”在大连设立了分号。同年，印尼北加浪安的茶厂开业。陈英灿说他的祖母张水贯是张宝镜五个女儿中最爱也最会经商的。其实，张氏的茶叶王国迅猛发展，有赖张水贯和陈吉六以及他们的儿子陈亚纯。

　　1935年，张宝镜还在厦门大同路开了钱庄和当铺“振和”号，发行自己的银票，全省通用。

　　张宝镜在印尼华侨中很有影响力。1959年，张宝镜曾作为侨界代表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周年国庆。

　　张宝镜家族四代同堂的合影，前排右五是童年时的陈英灿

　　少年记忆重叠半生求索

　　陈英灿祖籍厦门，是今火车站附近的梧村人。1949年，他出生在印尼的三宝垄。

　　也是这一年，张宝镜的茶叶王国重组，正式成立了“义和成茶行”，总部设在三宝垄，陈英灿的父亲即张宝镜的长外孙陈亚纯被委任为总经理。

　　三宝垄是印尼爪哇岛中部的一个城市，郑和下西洋时首站到达此地，因他的“三保太监”之名而得名，这里历史悠久，闽南华侨多。陈英灿在三宝垄度过了无忧无虑的少年时代，陈家的茶厂设在日惹——印尼王朝的古都所在地。“从三宝垄到日惹车程只要两个小时，我从小喜欢跟随父亲视察茶厂。从三宝垄到日惹这条路上，傍晚的田野，常会看到农民在烧着稻草，烟云飘过的时候，田野在若隐若现，好似一幅流动的图画。”

　　“在这条路上，我不知道走了几百次、几千次，但从不厌倦。”2003年，陈英灿又回到印尼，特意走在这条路上，“我也不知道我找寻的是什么？或许那是我童年的回忆。”

　　印尼是个多火山之国，离陈家五十公里外，就有爪哇最大的墨拉比火山。有一次下午三点，电台发出火山爆发警报，“我还记得，当时我家的宣传车立即出动，满载救济物资赶到现场救济难民。我父亲告知我说，‘那里的农村是我们的市场，那里的农民都买我们的茶叶，那里有很多农民买不起奶粉，就用我们的茶叶冲泡并加糖来哺育他们的婴儿。’”

　　那个时候，在印尼流行一句话，“或许你并不知道什么是可口可乐，但你一定听过三九茶。”

　　“三九”的茶叶，销售到印尼千千万万的小吃店。“在印尼，中国人经营的是茉莉花茶，我们就是开设茉莉花加工厂的，将绿茶窨上茉莉花，焙火、包装和销售。”

　　陈英灿少小的回忆里，还有些有趣的事情。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国家主席刘少奇和陈毅副总理率团访问印尼，从三宝垄到日惹途中的“婆罗浮屠”，陈毅和夫人乘坐的是陈英灿家的房车，陈毅还赠送给陈家的司机一包中华香烟。陈英灿说陈家的司机非常宝贝这包烟，说是来自中国的“人参”，要抽到烟蒂都快没了才肯丢掉。

　　1965年6月，因为印尼排华事件，16岁的陈英灿高中还没毕业，被当时任华侨总会副主席的父亲安排回国，要到集美的华侨学校读书。7月，陈英灿遭遇了文化大革命，本想回国深造的陈英灿说，“运动一来，没上过一天的课，连老师的影子都没见过，而校长只是在一次批斗大会上远远地望到。”

　　陈英灿的舅舅在福州体育学院网球队，他因此就去福州读了一年的书。接着，遇到中央提倡“回老家办革命”，他只好又回集美。

　　书还是没能继续读，父亲陈亚纯在1969年过世，其他兄弟姐妹都在印尼。1971年，陈英灿到了香港谋生。前两年是辛苦的打工生涯，后来陈英灿见印尼的贸易很兴旺，加上在印尼的舅舅也做进口商，要进中国内地的货得经过香港转运，就叫他帮忙。陈英灿开始做贸易转运，收取2%的佣金，这样一做10年。

　　有一次，陈英灿的一个朋友说既然他家里是做茶的，他自己为什么不做，况且印尼出产的茶叶也不错。陈英灿受到启发，他四处打听销路，让人拿他的茶样到茶行推销。陈英灿因此开始他的茶商生涯——1982年，他在香港成立了“义和成茶行”，虽然也用了家族的商号名称，但说来其实和他的家族生意并没有关系。

　　做茶的前两年，陈英灿还能赚点钱，后来因为人力等费用太高，每个月来10吨的货，进仓就要亏本，只能马上分给别的茶商，这个10吨茶叶只能赚5000块。接下来几年都辛苦，“也赚不到几个钱，我甚至问自己：‘是不是入错行了？’”眼见自己年轻的黄金时代就要过去了，陈英灿觉得很彷徨，不知何去何从。

　　陈英灿当时有个老客户，向来衣着朴素，但已经是香港茶叶行业里的首富。陈英灿跑去问他，他做茶叶怎么可以赚到这么多钱？老人说，看陈英灿很勤劳也很勤奋，叫他不要灰心，“他说我说做茶就像是火车启动，刚开始声音很大，速度不快，但是后来轮子顺了，就容易了。”

　　陈英灿觉得有道理。

　　转折福地在台湾

　　也许在“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地方，机遇正等着。

　　某次陈英灿在回香港的飞机上，座位旁边坐着个台湾人。他和这个人聊茶，发现台湾是个正在升温的高端茶市场。他于是想尝试跑跑，自己到台湾去推销铁观音。

　　1988年1月13日，陈英灿十分清楚地记得这个日子——这一天，他一到台北，就听到蒋经国去世的消息。这是他第一次去台北推销茶。虽然十多年前他已经去过台湾两次，但推销茶叶还是第一次。“回想那时，我怀着彷徨和紧张的心理来到台北，由于已经离开甚久，台北的一切变得相当陌生了。……我记得，以前我陪母亲到台北治病时曾经到过迪化街找亲戚。因此，我到台北的第一步就先到迪化街。只可惜他们已经搬走了。我沿着热闹的街头行走，每当见到茶店必上门推销。”有一次，他进到一家茶店，老板听说他是从香港来推销茶叶的，感到愕然，问他，“你们香港人做生意是这样的吗？不必有人介绍就撞进来！”他回答说，“是的。”

　　这样在街头无目的地推销，陈英灿说后来好像有无形的手牵着他到甘州街——这里原来是台北茶叶批发街，一家叫“德芳茶行”的老板黄进来，看到陈英灿的名片上有“义和成茶行”和“印尼”，就问，“台北以前有家‘义成茶厂’，也是印尼老板开的，跟你是什么关系？”陈英灿顿时振奋起来，回答说，“那是我外曾祖父开的。”黄老板接着说，印尼的大老板每次来台北都是他去码头接回来的。张宝镜在台湾名气也不小，他的名字被记入早期的“台湾名人录”，还曾投资台湾第一剧场。

　　这个黄老板告诉陈英灿，迪化街头的堤坝后的大河因为可驶入大船，因此是早期台北的商业中心，而义和茶厂的厂址就在迪化街上。陈英灿在找到亲戚后，得知台北义和茶厂的确切位置，就去现场，“用脚步来度量，大概有一个足球场那么大。”而张宝镜当时在印尼的数家茶厂，个个都是足球场那么大。

　　陈英灿在台湾推销了一圈，发现没有人对铁观音有兴趣，这个买卖做不成。

　　但推销的过程中，有人问他有没有普洱。台湾此时刚开始普洱茶热，这个人拿出的样品一饼要200多元人民币，陈英灿觉得利润很高：因为这样的茶饼在香港50块就能买到了，就算加上成本也不过100块，可以赚到一倍的钱。

　　陈英灿于是开始他持续十年的跑单帮生涯，一次带几十饼普洱茶去台湾。他觉得自己有点走运，台湾有很多人要他的普洱茶，“去一次台湾，手上的普洱茶饼都能卖掉。虽然不是像走货柜那样的数量，但每星期都跑一次台湾，这一段时间赚钱好像很容易。”

　　命运或许有着惊人的巧合，当年张宝镜是在台湾财路大开，终至发展成为“印尼茶王”；而他的祖父和祖母，是张氏在台北拓展的先行者和掌权人；而陈英灿则在台湾赚到了他的第一桶金。

　　张宝镜建于老家厦门霞边社的洋房被拆除前的留影

　　享受造梦和攀登的过程

　　有了在台湾打下的基础，陈英灿后来开始每年去云南收茶——他只做高端的古树茶，因为普洱茶“越陈越香”也“越陈越贵”，他屯着好茶，储存起来10年后再卖。“存茶要技术，香港人这个最在行。”香港在1950年代开始做普洱茶，台湾则是1990年代，而广东是1970年代——因为香港仓储费用高后才转到广东，马来西亚则是从2000年代开始，行话叫“马仓”。“屯茶在香港最好，温度和湿度都合适。”

　　陈英灿的茶生意很稳定，他说自己是一边旅行一边做买卖。1990年，他带着儿子去斯里兰卡采购红茶，参观茶厂和茶园，儿子当他的英语翻译。向往云南很久的他，1993年到云南思茅参加第一届“普洱茶国际研讨会”和“中国古树茶遗产保护讨论会”。1995年他就带着女儿去云南的思茅参加“中国普洱茶叶节”，但会前先去景洪参加泼水节。

　　关于茶的各个方面，陈英灿都爱琢磨爱思考。

　　1993年云南思茅的会议上，陈英灿问在座的专家：“什么是普洱茶？”这是他多年的疑问，他迫不及待发问，而且要问到底。会议上，他第一次听到中国著名的植物分类学家“张宏达”的名字——张宏达是在茶的学说中给“普洱茶”正式中文命名之人。

　　张宏达教授

　　陈英灿一直惦记着这个名字。直到1999年，他在香港的大公报上看到张宏达的名字，身份是“广州中山大学教授”，他原以为张宏达在北京。陈英灿赶紧写信，表示要登门拜访。“很意外地，很快就收到回信。”他到中山大学去找张宏达，白发苍苍的、已经八十五高龄的张宏达不仅到传达室来接他，还带他参观校内的植物博物馆，参观各种茶叶标本，“临走的时候，张教授送了我很多资料，还有他的《文集》。返港后，我反反复复阅读和学习他的著作，慢慢地使我逐渐明白，茶在植物学家的学说里的那另一片天空。”

　　陈英灿自己去认识茶专家，写信，拜访，也因此结识了一些于他有益的朋友，比如曾任职于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副所长的俞永明，“这些年来，在他的指引下，我在中国的茶叶之旅不断迈向高峰。”

　　陈英灿曾经在台中推销普洱茶时，因不善言辞被一个茶馆年轻女孩“教育”，“做茶叶推销员首先要懂茶，懂了茶才能将茶叶推销出去。”这个女孩拿了几本茶书给陈英灿，告诉他这些茶书都很好。在茶道茶艺盛行的台湾，陈英灿感觉到了来自茶艺并不流行的香港的自己的不足，他开始喜欢到书店购买茶书阅读。他写了《什么是普洱茶》、《普洱茶发酵机制的探讨》《新的“茶马之路”悄悄崛起》等在茶杂志上发表，从茶史说到工艺，已经十分专业。
陈英灿：做茶地基要打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