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任所长,茶科所成为云南茶叶科技中心
从上沃尔特回国后,先生就被任命为云南省茶科所所长,接替蒋铨老所长。所长的职务,为先生施展才华、实现抱负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也平添了责任:把茶叶科学技术变成茶叶生产力,出成果、出产量、出人才、出效益,把茶科所变成全省茶叶的样板,科技中心。
由于十年文革的动乱,茶科所已是科研停顿,生产水平低下,人才缺乏,生活水平、工作条件都极其落后,已经跟一个山乡农技站相差无几。这样的茶科所,可想而知有什么知名度和影响力了。没有了影响力,没有了权威性,还谈什么生产力、号召力,怎么可能引领云南茶叶?把茶叶科学变成生产力就成了一句空话。因此,整顿势在必行。先生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
首先就是改善科研人员的生活科研条件。在上级的支持下,茶科所修起了围墙,院内搞起了绿化,建起了科研大楼、民族风格的行政办公楼和图书馆,并兴建了职工宿舍,添置了一批大型仪器设备。其次是健全了科研体系,组建了栽培、品种、制茶、生理生化、开发、植保、茶机、情报资料八个研究室。并健全了组织管理机构,制订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
机构健全了,机构的运行需要有人才。先生大胆起用年轻人挑重担,并一次性引进了9名大学生,提拔了一批科技干部,同时还派出28人到全国各地进行对口培训和进修,派出5人去日本、斯里兰卡研修,经常请一些专家学者到所里来做学术报告,在所内展开知识竞赛等。这一系列的措施,大大提高了茶科所的科技力量和科技人员的素质。
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对50年代以来形成的冤假错案进行了平反昭雪,落实党的政策,搞好职称评定与晋升工作,形成了一个奋发向上的良好环境,激发了科研人员的活力与创造力。
把茶科所本所茶园建成示范样板和科技中心。进行深耕改土、兴修水库,实现了喷灌,茶园进行了承包管理。一系列的措施,茶科所试验示范茶园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单产由1980年的104斤,提高到了1985年327斤,并且全部在三级以上。茶科所单产800斤的高产试验茶园、300-500斤的丰产样板、100多种品种的全国品种圃,以及丰富多彩的茶树种质资源圃,接待着每年数以万计的省内外参观者,络绎不绝的到云南茶科所来参观、学习、取经。
根据省委、省政府和农业厅的部署,茶科所向各茶叶主产区、农场,派出技术组,与当地茶叶部门联合开辟新茶园、改造低产茶园、推广丰产及良种样板和试点。每个点从设点考察、方案制定、组织管理及经费落实、指标制定等,先生都亲自参与,甚至细致到生活条件、下乡补贴都一一制定。在下乡补贴上,先生从实际出发,根据艰苦程度,以远高于城市的标准发放,大大提高了科技人员的积极性,茶科所举办的样板点,全部取得成功,在广大茶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增强茶科所信誉、提高茶科所公信力的同时,也为当地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和利益。
同时,先生还利用茶科所在科研上的优势,把科研成果大力推广到农村,使之转化为生产力,比如云抗系列优良品种的大面积种植、低产茶园改造、云海白毫系列名茶的创制等。一批具有前瞻性的研究项目也在先生的主持下得以开展,如园林式复合生态茶园研究、国家星火计划、省茶叶综示区、茶树太阳光谱等。
先生在学术上的另一个重大贡献是创立了《云南茶叶》杂志,并利用这一舆论武器,向全国大力宣传云南茶叶,宣传茶科所的技术成果和学术思想,宣传科学种茶,进行学术、技术、经验和信息的交流。
通过三届九年的任职,先生领导的茶科所成为云南名副其实的茶叶科学制高点和学术领地,受到各级领导的肯定和鼓励。1983年,先生被选为全国少数民族地区先进工作者代表到北京,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并受到国家劳动部、国家民委、中国科协三部委的联合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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